《南方周末》编辑部
“国家与国民”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，自人类有国家之日起，争论就从未停止，但是，其中有共同的部分：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，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、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；国民以公民责任感、爱国热忱为为民之本。
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”，既然出生国度任何人都无法选择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想明白“我和我的国家”的关系，并在日常生活中给出自己的行动答案。
我为国家做了什么
信力建（广州，民办教育者）：
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农民工学校、十几所穷人的学校，还有，全力推行先进的教育、教学方法和争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，邀请大批精英来南方开设讲坛，寻求文化教育的新发展思路。
许志永（北京，大学教师）：
2003年“孙志刚案”之后，我们这群法律人成立了“公盟”，参与“黑砖窑”受害者赔偿案等案件的法律援助，提出北京居住证改革方案、《征收法》草案等立法建议，撰写《中国信访调查》等报告。当下，正在努力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以及组织“三鹿奶粉事件”志愿律师团的工作。
我向往传说中的侠客，行侠仗义。只不过我的武器是法律，虽然脆弱，但只要坚持，就一定能看到光明和希望。
立秋（北京，公务员）：
在国家机关一晃数年，周旋于“扎实推进”“不断提高”“成效显著”这样的汇报性词汇；游走于“要务必做好”“要大力推进”“要切实加强”这样的指示性语言。如果仅仅用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”来衡量，勉强可以称得上“恪尽职守”。但细细体味，发现给领导们准备的讲话越来越长，认真听的人却越来越少；文件写得越来越多，仔细看的人却越来越少。因此，若以“为民”视，也许不过是隔靴搔痒。
moshou（北京，图书编辑）：
我稳定了我一家人的情绪。
蔡印同（法国巴黎，留学生）：
我在农村长大，从小就种地。以前每年所交的公粮等于农民对国家的义务，我也为养活中国人流过汗。出国留学前我工作过六年，最后几年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扣掉几百元个人所得税。
拉萨“3·14”事件发生后，对华舆论恶化，我和同学们在法国给法国总统写信；还去法国媒体参加辩论，告诉法国民众关于西藏的真相；我们自发迎接奥运圣火经过巴黎；为四川地震灾区组织埃菲尔铁塔烛光祈福会，募集到一万多欧元，我个人还通过国内账户捐赠了1500元。
徐景安（深圳，民间研究会负责人）：
1984年国家面临价格改革难题，我参与组织了“莫干山会议”，并主持起草了《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》的报告，提出“放调结合、以放为主”的价格改革方针，被国务院采纳，推出价格双轨制改革。
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后，我发现国人精神健康恶化、自杀率趋高，我提出建立“情感护理系统”并付诸实施。浙江金华成立“情感护理中心”三年来，避免了十多起自杀、杀人等高危事件。
熊培云（天津，时事评论员）：
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，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，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广阔的前途；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，可以作为家族的“小政府”为他们提供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福利；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是个意气风发、彬彬有礼的好青年；也不是与妻子相亲相爱、生儿育女……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。
周凌峰（长沙，自由职业者）：
除了奥运会和“神舟七号”上天时在电视机前欢呼一下，做些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加油动作之外，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
座中人（北京，媒体人）：
去年就调查了牛奶掺假问题，最“刺激”的部分让领导“和谐”掉了，等于没做。
丁磊（广州，网易CEO）：
作为企业家，我们的本分是做好产品，让消费者满意。同时，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，企业家本人和企业在不断向社会输出健康的价值观。
和菜头（昆明，知名网友）：
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，我完成了每一项任务，我没有把任何一位女下属按倒在办公桌上，我得到过一张“卫生模范”的奖状，很难说服自己那不是个讽刺。为了彻底让国家减负，我在工作11年之后辞职离开国企。走时老总没有对我说“谢谢”，他不认识我，我没见过他，他们换得实在太快了。
